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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古代王朝的末期,总是不断发生农民起义?

中国古代是农耕文明,土地、农民、税收问题,是每个王朝都绕不开的主要社会矛盾。王朝末期土地兼并的加剧,催生大批无产无业的流民。当这个群体达到一定程度,在天灾等偶然因素的诱发下,很容易激发社会动荡。

新的王朝诞生后,依然摆脱不了农业文明的基本条件,和士族阶级与农民阶级关于土地资源分配的矛盾冲突,因而,每一朝都又陷入周期性震荡。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有其生存的根,根基的存在就是该群体稳定的先决条件。社会动荡,无不是特定群体的破产所导致。

农民生存稳定的根,就是土地。中国古代社会的矛盾,都是围绕土地资源分配所诱发的冲突。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每一个王朝,都是伴随着士族地主阶级不断兼并土地,农民不断丧失土地,从土地的主人变成无产无业的游民,从而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占据国家税收绝对主流的农业税,在士族阶级的操控下,又丧失了公平性。比如,士族地主阶级隐瞒兼并的土地,以逃避税负,地方官员只能把失地农民的税负,强加在未失地的农民头上,从而又加剧农民失地。

又比如,失地的农民,依然要承担人头税,逼迫他们或卖身为奴,或者逃亡,从而导致国家税源的急剧减少。

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由于旧势力被摧毁,土地得以再分配,流民在获得土地后,迅速恢复生产,国力大幅提升。若干代后,随着新士族阶级的崛起,他们又重复前朝士族阶级对土地的贪婪,又进入新一轮土地兼并。最终再一次激化社会矛盾,将破产的农民,推向生存死亡线。

这个怪圈,几千年不变,始终周期性轮回。其根源就在于中国是农业社会,土地是中国人的生命线,土地资源分配的失衡,必然导致社会剧烈动荡,直到下一次平衡到来。

古代士农工商,工商业从业者虽然政治地位低下,但是他们的生存资源不在土地,且人口比例非常小,不构成社会动荡的主因。

士族阶级人数更少,但是他们却是土地兼并的罪魁祸首,农民起义的根,就在农民阶级与士族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占据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阶级,承受比例不足百分之一的士族阶级盘剥,巨大的失衡,及其所带来的冲击力,就是改朝换代的源动力。

客观来讲,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虽不足以成为改朝换代的领导者,但基于庞大的基数,其破坏力足以让统治者心惊胆寒。李世民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对历史现状的清醒认知。

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非常关注土地分配问题,关心农业税收的合理性问题。几乎每一个王朝的中期,都要经历一次变法革新。比如万历新政,其核心思想就是逼迫士族地主阶级,吐出其非法占有的土地,以恢复社会结构的平衡。

当然这种变革无异于虎口夺食,所以历来失败多于成功。失败的后果就是新朝末年的百万流民、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明朝末年的李自成起义等。哪一次都是一个火星引爆全国,彻底摧毁本已脆弱的统治体系。

总之,单一的农耕经济文化,让土地问题成为政权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当大量的失地农民变成流民后,他们必然成为引爆社会危机的炸弹。但是,作为既得利益阶层的士族地主阶级,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宁可与旧王朝共亡,也绝不愿意主动割肉,回到社会平衡点。

这就是中国古代,总是不断王朝更迭,而每一个朝代到末期,都摆脱不了农民起义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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