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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指出,美国保守媒体发布的错误信息加剧了病毒大流行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了哈佛参与的一项最新研究。研究结果说明美国保守派媒体传播的错误信息可能加剧了疫情。

这一周来,美国新冠病毒感染在一些州激增,日创新高。美国走上了与其他富裕欧美国家明显不同的疫情轨道。

专家说,在这场与12万多美国人死亡有关的大流行病战役中,造成美国措施不到位的原因有多个,包括缺乏有凝聚力的联邦政策,在测试和追踪病例上的失误,以及强调个人主义的国家文化等。

最近几周,有三项团队集中研究美国保守派媒体在这场混乱中发挥的作用。结果描绘了一个媒体生态系统。它放大了错误信息、传播阴谋论和阻止受众采取具体步骤以保护自己和他人。

根据其中一项研究的结果,在最初淡化疫情严重性的一位媒体人言论所到之处,感染率和死亡率更高。这个人就是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肖恩·汉尼迪。

哈佛肯尼迪学院《错误信息评论》的主编说,“我们收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研究和坚实的数据,显示极右翼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传播内容与大流行开始时公众对病毒的低关注度密切相关。”

另外一个团队研究误导性信息和阴谋论。4月,安能堡公共政策中心的凯瑟琳·贾米森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多洛雷斯·阿尔巴拉金发表了一项同行评审研究,内容是研究美国人的媒体阅读习惯如何影响他们对冠状病毒的看法。

他们对全国1,008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具有代表性的电话调查,发现那些从主流印刷品和广播机构获得大部分信息的人,往往对流行病的严重性和感染风险有一个准确的评估。

但那些依赖福克斯新闻和拉什·林堡(美国右翼电台主持人)等保守派消息来源的人,则更有可能相信阴谋论或毫无根据的谣言,比如认为服用维生素C可以预防感染,认为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夸大了这种流行病的威胁,目的是“破坏特朗普的总统任期”。

专家们指出了几个保守派媒体中传播错误信息的例子。例如,3月6日,福克斯医学撰稿人马克·西格尔在热门晚间节目中表示,“应该将病毒与流感进行比较。因为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是流感。”

同样,在2月份,参议员汤姆·科顿出现在福克斯的“周日早间期货”节目中,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暗示该病毒的发源地,也即“阴谋论”。

在5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了一篇论文,研究这些不正确的信念是否会影响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

专家们使用来自数百万部手机的匿名位置数据来探索福克斯新闻在特定邮政编码内的受欢迎程度,然后对比那里的社交隔离效果。到3月15日,他们发现,在一个邮政编码区域内,福克斯新闻的收视率增加10%,居民们按公共卫生准则留在家中隔离的意愿降低就会约1.3个百分点。

鉴于在研究期间,总的待在家里的行为增加了20个百分点,福克斯新闻的效果“相当大”。该研究的主要人员西蒙诺夫说,根据以前的研究结果,这与福克斯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力效果相当。

西蒙诺夫表示,“福克斯新闻长期传递这样的信息,其他主流媒体经常报道‘假新闻',并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可能导致降低了民众对机构和专家的信任,包括在大流行病的情况下对健康专家的信任。”

当然,这种行为上的差异可能归因于福克斯观众的其他特征,比如他们的年龄或政治意识形态。为了控制这些因素,专家们使用了一个工具变量(注:统计学中用来研究变量间关联的办法),那就是“每个新闻频道在有线电视市场的相对位置的准随机分配”。

由于频道位置较低的电视台往往比频道位置较高的电视台收视率更高,而且这些频道位置在各个电视市场上的分配方式或多或少都是随机的,专家可以衡量出由频道位置高低驱动的福克斯新闻曝光度,而不是由原先个人口味驱动的曝光度。

因此,分析不是问“福克斯新闻的收视率如何影响社交隔离”,而是问“福克斯新闻的内容如何影响社交距离。也就是说,当一个观众拿着遥控器随机换台时,即使他原本对福克斯新闻并无偏好,当他换到福克斯新闻时,也会被它的传播内容影响。这就排除了福克斯观众的其他特征,比如原本就存在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研究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这样的研究方法比简单关联性的方法高出一大截,分析还是无法完全证明福克斯节目导致观众不遵守社交隔离准则。

芝加哥大学和其他机构的经济学家在最近的另一篇论文同样发现,福克斯新闻的观众比其他媒体的消费者更不可能遵守公共卫生准则。他们的论文将分析推进了两步。论文说明,福克斯的观众不是完全一致的整体, 一些人的个性观念明显与其他人不同。它还提供证据表明,这些观念和行为差异造成了新冠病毒的传播和死亡率增加。

研究人员写道,“卡尔森从2月初开始就警告观众,冠状病毒可能会构成严重威胁。而汉尼迪先是在节目中忽略了这个话题,然后又否定了与病毒相关的风险,声称它不如普通流感令人担忧,并坚持认为民主党人将其作为政治武器来破坏特朗普竞选。”

为了量化这一说法,专家们通过亚马逊的服务招募了一些人,对主持人讨论病毒的严肃性进行评分。评分者一致认为卡尔森的报道明显比汉尼迪或其他福克斯主持人的严肃,尤其是在2月份。到了3月,大家口气开始趋于一致;到了月中,汉尼迪、卡尔森和其他福克斯主持人讨论疫情的语气也差不多了。

然后专家们确定了喜欢汉尼迪比卡尔森更多的媒体市场,以确定这种报道是否影响了人们的行为。他们使用了一个工具变量来避开节目中两个受众固有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日落时间的变化会影响人们熬夜看汉尼迪节目的可能性,而汉尼迪节目通常比卡尔森节目播出的时间要晚。

然后,他们向55岁及以上的福克斯新闻观众进行了一项调查,以了解他们的行为在汉尼迪更受欢迎的地区有什么不同。

他们发现,汉尼迪节目的观众比其他福克斯新闻观众晚4天改变与流行病相关的行为(如洗手和取消旅行计划),而卡尔森的收视者提前三天改变相关行为。

鉴于个人行为在遏制冠状病毒传播中的重要性,在人们采取预防措施较慢的地方,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疫情,这是有道理的。这正是专家们的分析结果。

“我们的结果表明,在3月14日,当汉尼提节目的相对收视率增加一个标准差,就会增加32%的新冠病例,同时在3月28日,增加了约23%的死亡率。”

福克斯新闻的发言人对这些研究发表看法说,“汉尼迪从早期就开始报道疫情。该研究几乎完全忽略了他的报道和1月27日-2月26日的反复、具体的警告和关注,包括1月份对福奇博士的早期采访。这是一种罔顾事实的行为。”

对此,该研究的主要作者反驳,他们的分析涵盖了福克斯公司截至3月底黄金时段的全部报道,包括汉尼迪对福奇博士的采访,也就是数据来源很精确,“没有挑剔的可能”。

华盛顿大学知情公众中心主任杰文·韦斯特说,“如果这些研究结果成立,就证明了广播媒体对大众行为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论文还没有经过正式的同行评议程序。该程序通常会评估研究中提出的证据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张。而与许多社会科学研究一样,要求完全明确因果关系,也就是福克斯新闻报道导致人们改变行为,进而导致疫情更加蔓延这个结论,已经超出了所使用研究方法的范围。

韦斯特认为,“结果是暗示性的,但还不是结论性的。例如,可能是长期以来对政府的不信任,或来自现任政治领导人的影响,是大众行为的主要驱动力。”

然而,专家们采取了一些步骤,包括控制人口因素,使用工具变量来回避已知和未知的混杂因素等,来证明他们的主张。不少同行赞扬了这些研究的严谨性。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同行都被说服了。芝加哥大学的安东尼·福勒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对其中一项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批评,并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对另外两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持“怀疑态度”。

他说,他认为有很好的研究表明,不同的新闻机构确实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倾斜,这些倾斜会影响观众的观念和行为,不过他并不相信本文报道的研究。

在哈佛大学编辑帕斯凯托看来,最近的研究有平衡的证据,“鉴于我们看到的所有数据,以及我们正在审查的所有研究,我们可以说,证据清楚地表明,那些经常观看、阅读和关注极右翼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人往往不那么重视新冠疾病,并推迟了他们自己对病毒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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